父親節(jié)故事：名人與父親_名人寫父親(7)

《父親和我》

楊振寧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 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像片。

　　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畢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后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fā)的神態(tài)，在這張像征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學，1924年得學士學位后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后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于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后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shù)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里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學過曳《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進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文化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并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育、干支順序、八卦等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16子，多年以后漸漸退為9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時故里一“真?zhèn)?rdquo;。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7子。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擴建后，我們家的門牌改為11號。 我們在清華園里一共住了八年，從1929年到搞戰(zhàn)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對中斬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惠，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墻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huán)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里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 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寫的我童年的情況。里面所提到的“在園里到處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園附近。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后，有一大段路，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shù)學的能力很強。到了1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叵肫饋?，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shù)學書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戰(zhàn)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后，我們漢口、香港、海防、河內，于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lián)俁大學。 1938年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shù)學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與ETB的《MM》給我看。他和我討論、不同的無限大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書中我這樣寫道： 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shù)學采取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shù)學。我欣賞數(shù)學家的價值觀，我贊美數(shù)學的優(yōu)美和力量：它有戰(zhàn)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zhàn)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

　　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shù)學的精神，卻不贊成我念數(shù)學。他認為數(shù)學不夠實用。

　　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系。后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在物理，發(fā)現(xiàn)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

　　抗戰(zhàn)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留學的細節(jié)：清早 父親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的公工段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zhèn)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進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zhèn)定。話別后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向分鐘后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fā)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fā)現(xiàn)父親原來還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fā)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崩發(fā)，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這十七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 人了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yǎng)育”之恩?，F(xiàn)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 1946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 的母校，而是因為我爺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shù)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么多年他為什么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氣，說了一些稱贊我的學業(yè)的話，然后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經約們能干多了，哪里用得著我來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