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jié)資料大全(4)

國歌的誕生及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凝聚著中華兒女“不做亡國奴”的怒吼。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zhàn)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chǎn)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nèi)f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仿佛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zhàn)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后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xiàn)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zhàn)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后一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解放戰(zhàn)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nèi)外。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接著他又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zhàn)線上，《義勇軍進行曲》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zhàn)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截至當日，第六小組共收到應征國歌632件，歌詞694首。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xié)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徐悲鴻、郭沫若等許多委員表示贊成。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將歌詞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擬就了三段。但是，張奚若、梁思成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chǎn)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并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黃炎培先生也贊成不修改歌詞。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后，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nèi)外人民一致頌揚，在國際上有它的影響，應采用作國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贊成這種“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nèi)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奮斗。周恩來副主席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國歌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義勇軍進行曲》創(chuàng)作于中華民族危難關頭，正是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精神。毛澤東主席贊同和支持歌詞不改。經(jīng)過討論，除國徽一項繼續(xù)由原小組設計外，其他各項議題均獲一致意見。會議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9月27日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就國歌一致通過了4個決議案：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今年為1949年；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主席按動升旗電鈕，伴隨五星紅旗冉冉上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關于國旗、國歌和年號的“新華社信箱”中，對將義勇軍進行曲采用為國歌作了如下解釋：“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jīng)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xiàn)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fā)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lián)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幾經(jīng)起伏，數(shù)度滄桑，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賦予國歌以憲法地位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唱了17年。十年動亂期間，田漢受到“四人幫”迫害，他寫的歌詞不能再唱，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

粉碎“四人幫”后，由于還來不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xiàn)實”為理由，提議重寫國歌歌詞。1978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成立了國歌征集小組，由一位作曲家配詞提交大會代表討論，最后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新的國歌歌詞。國歌的作者被注明為“聶耳曲，集體填詞”。

對新的國歌歌詞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新歌詞氣勢雄偉，高度概括，政治性強，有“奔向共產(chǎn)主義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內(nèi)容。同時，也有許多同志認為，新歌詞的內(nèi)容、文字韻律都推敲不夠，從文字上看歌詞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幾個口號湊在一起。從韻律上看，新歌詞平仄、音韻都不如原歌詞，有拼湊的感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錯誤，深入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恢復并根據(jù)新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對1978年憲法進行系統(tǒng)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糾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國歌歌詞原作者田漢得到昭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