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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讀后感

范文一

十九世紀后期在歐洲戲劇舞臺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辯論的發(fā)起者是挪威著名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現(xiàn)實主義戲劇大師，以社會問題劇而聞名于世，被譽為“歐洲現(xiàn)代戲劇之父”。面向社會，面向現(xiàn)實的人生是他的劇作的最大特點?！　懹?879年，它通過海爾茂與娜拉夫妻之間的矛盾沖突，描寫了女主人公娜拉從信賴丈夫到與丈夫決裂，最后終于脫離“玩偶”家庭的自我覺醒的過程，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丑惡，熱情歌頌了婦女的解放。

作品從家庭夫婦之間的矛盾沖突來揭示社會矛盾，對娜拉和海爾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個具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形象。她出身在一個中小資產(chǎn)階級家庭里，她的父親并不富裕“錢一到手，不知怎么又從手指縫里漏出去了”。按海爾茂的話說，娜拉的父親是個“不信宗教，不講道德，沒有責任心”的人，實際上是個比較講究實際，忙于謀生的人。這種家庭環(huán)境，無疑對娜拉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娜拉受過資產(chǎn)階級學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爛漫，容易滿足于個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資產(chǎn)階級的婦人、小姐，追求不勞而獲的靡爛生活，她不希望過寄生蟲的生活，為了補貼家庭費用，她做針織、繡花以及抄寫之類的工作;雖然有時“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這種不厭工作，樂觀知足，熱愛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關(guān)系的，她同情社會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對阮克醫(yī)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誼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為可貴的品質(zhì)，就是倔強，不肯向惡勢力屈服。從外表看，人們以為她是個無憂無慮的人，其實這是誤會。她對林丹太太說:“你們都以為在這煩惱世界里，我沒經(jīng)過什么煩惱事?”實際不是這樣，她也有“煩惱事”，如家庭經(jīng)濟困難，要借錢為丈夫治病，借了錢要想盡辦法還債等等，但她從不垂頭喪氣。還是很積極、樂觀。債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據(jù)上的假簽字，對她進行威脅、恐嚇，她沒有絲毫軟弱的表現(xiàn)。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債，債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訴丈夫，自己堅定地準備承擔一切責任，為了保全丈夫的名譽，甚至決定自殺，所有這些都是娜拉倔強性格的表現(xiàn)。娜拉這種堅強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終同海爾茂決裂，脫離“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礎(chǔ)。如果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即使認識了丈夫的惡劣品質(zhì)，要采取與丈夫斷絕關(guān)系的行動，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決然地同海爾茂決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礎(chǔ)。現(xiàn)實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僅認清了海爾茂的丑惡靈魂，()而且也認識了現(xiàn)實社會的不合理。娜拉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問題的看法，跟一般資產(chǎn)階級庸人如海爾茂之流的見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對資本主義社會持敵視態(tài)度。當海爾茂說她“你不了解咱們的社會”時，她激昂地回答說:“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我知道大多數(shù)人贊成你的話，并且書本里也這么說。可是從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數(shù)人的話，也不能一味相信書本里的話。”對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鴉 片——宗教，娜拉更不會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稱:“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惡痛絕。“國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樣我不信世界上有這種不講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語顯示了她是一個具有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她同海爾茂決裂的行動是她用民主思想進行反抗的必然結(jié)果，盡管娜拉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作者通過塑造娜拉這一鮮明的婦女形象，表達了中小資產(chǎn)階級婦女要求自由獨立，維護人格尊嚴等思想愿望，并對現(xiàn)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表現(xiàn)了某種程度的懷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過海爾茂這個反面形象，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里婚姻、家庭的虛偽，以及倫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資產(chǎn)階級的丑惡。在他的一劇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襯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壽衣。”

婦女向來是受壓迫的，在封建社會里，她們是丈夫的奴隸，受盡種種虐待，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婦女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們做為丈夫玩樂消遣的工具，仍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婦女反對做玩偶，要求做個自由獨立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個極其平常也極其嚴肅的社會問題。飄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的深刻意義遠遠超出了對海爾茂這樣個別資產(chǎn)階級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資本主義社會的辯護士們大為驚悚。他們認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對易卜生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他們?nèi)枇R易卜生破壞了歐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個敗壞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在此情況下，易卜生憤筆疾書寫出了另一社會問題劇，通過阿爾文太太淪為舊禮教、舊觀念犧牲的過程，有力地駁斥了資產(chǎn)階級社會對他的無恥誹謗。因而，從這里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的社會效果是多么的強大，他在劇中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又是多么的尖銳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她的這一行動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階級、社會、環(huán)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為他們思索的人生問題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為婦女的徹底解放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由于挪威社會生活的不發(fā)展，丑陋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現(xiàn)實顯示給他應當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夠顯示應該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雖然離開了海爾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卻逃脫不出那個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會。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jīng)關(guān)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jīng)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現(xiàn)生活和揭示人物命運的過程中，能夠以發(fā)自內(nèi)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問題深深地打入觀眾或讀者的心里，讓人們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義，思考和探索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