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交換產生的原因，斯密認為，主要源于人們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換取別人的，對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換，那么就必須有交換的媒介。這時斯密介紹了各種交換媒介，如牲畜、貝殼、煙草、鞣皮等，當然還有貴金屬。那么這些媒介與交換物之間的交換價值比例是如何確定的呢?斯密把這個問題分成三點進行闡述：第一，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即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yè)，或是土地變?yōu)樗接?，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fā)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jīng)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jié)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jīng)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fā)端的痕跡。

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jīng)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福利。

在《國富論》中，有讀者為其內容分為七個方面，值得一讀。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jīng)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分工的發(fā)展以及勞動劃分為越來越精細的專業(yè)化作業(yè)，這是正在出現(xiàn)的工廠制度的主要結果。有了分工，同樣數(shù)量的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4.反對殖民地政策。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所以對于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jīng)濟壟斷表示反對。在他看來，對殖民地及其統(tǒng)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

5.主張“自由放任”。亞當·斯密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yè)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fā)展與繁榮;同時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另外，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并極力倡導自由貿易。

6.政府的主要職責。亞當·斯密對于政府的職責規(guī)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在于對外抵御敵國，對內執(zhí)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創(chuàng)建并經(jīng)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是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公共事業(yè)”的各種設施。

7.教育的重要。亞當·斯密認為教育社會底層民眾，國家雖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處，但總比讓民眾無知識，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輿論，因此，公眾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斷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對于教育的推動，實不可稍有疏忽和閃失。